古玺       古代印章中最早的是古玺，古玺大多是属于战国时期，其中也有春秋时期的遗物。古玺分官、私两类，当时不尊卑都称为玺。秦以前写作“□”或“□”。玺文分朱文(文字凸起，亦称阳文)和白文（文字凹入，亦称阴文）两种，古玺的形状、大小不一，有长方形、方形、圆形和其他异形。内容有官职、姓名、吉语和肖形图案等。古玺制作精工，或凿或铸；玺文精细，章法生动。朱文玺有的边栏宽阔，白文玺多有界格，还有一种朱白文相间的古玺也很别致，可当时玺的制作已趋成熟。在河南安阳殷墟曾发现过3枚类似古玺的实物,有人据此推断古玺的起源当在商代，但尚须进一步探讨。

       到了秦代，皇帝的印称玺，一般人的则称印。秦印文字是秦书八体之一的摹印篆，与秦代使用的小篆相近。秦印印文庄重秀丽，在方形的官印上加“口”字格和“田”字格，在长方形印上（又称半通印）加“日”字格，这是秦印显著的特点。秦印除官印、私印之外，还有以成语入印的，已开后世闲文印的先河。

《鸟虫书印》     汉代是玺印发展空前灿烂辉煌的时期。汉代除帝王印仍称玺外,其余都称印。在官印中有的称章或印章,私印中有的称信印或印信。现在通常使用的印章一词，即来源于此。汉印无论从内容到形式比以前都更为丰富，尤以私印种类最为繁多。汉印以缪篆体入印。这种字体与汉代隶书的兴起有关系，结体简化，笔画平整方直。汉印中还有以鸟虫书入印的，装饰性很强，是古代的一种美术字体。汉印分铸、凿两种。西汉的印章多为铸造，其中以西汉末年新莽时期的印章制作最为精美。东汉的印章以凿印最有特色，因为东汉末期社会动荡，战乱不已，官员将领经常调动或阵亡，造成封拜频繁，往往印章来不及铸造，就在预先准备好的印坯上临时急就刻凿而成，印文多不加修饰。汉代铸印庄重雄浑，凿印健拔奇肆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，都给后世的篆刻以很大的影响和启发。

        隋唐宋元时代，书法绘画都有了长足的进展，一些人出于鉴藏书画的目的和书画家在作品上钤盖印章渐成风气，从而收藏印、斋馆印和闲文印盛行，这是实用的玺印向篆刻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。在书法和绘画作品上加盖鲜红夺目的印章，使书画作品能收烘托之妙，印章与书画有机的融为一体，印章成为人们同时欣赏的对象，称金石。元时代印章逐渐为人们所重视，出现了以此为能事的文人和书画家。此外，如宋徽宗赵佶□撰的《宣和印》、杨克一的《集古印格》和王俅的《啸堂集古录》对古代玺印都有辑录，元代吾丘衍写成中国最早印学理论著作《学古篇》。书画家赵孟頫以擅长刻圆朱文而著称。宋、元的很多私印，也很有艺术性，有的是出自文人之手。宋代朱记印和元代花押印，也富有特色，已用隶书、楷书入印，是后世篆刻家重视的印章资料和取法的范体。

  古代玺印的材料质地，多为金属和玉石等。这些印材虽有耗损极慢和垂诸久远的优点,但是由于硬度高,坚涩难刻，古代玺印制作须出自专门的工匠之手。据传元末画家王冕最早采用花乳石来刻印。早在古代的玺印中，曾发现有石质印章，在唐、宋私印中也有石刻的印章。花乳石易于镌刻，自王冕采用之后，就为文人和艺术家用刀刻印开辟了新的天地。明代文彭也有用灯光石（即冻石）刻印的记载。石质印材的广泛使用，为篆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物质条件。

秦封泥     古代使用玺印时还出现一种封泥，又名泥封。封泥初发现时，曾被误认为印范，其实是玺印使用时留下的。在纸张未发明以前古人多在简牍上记写公文、帐目、书信等内容，在简牍的递寄往来过程中，为了严守机密和防□杜伪,故在简牍的绳结处加上软泥,然后钤盖玺印，这就是所谓缄。古时一些物品的封缄也是使用这种方法。由于玺印在泥上的挤压，封泥形成了宽边和套边，白文玺印在泥上钤盖后还会出现翻“白”成“朱”的特殊效果和古拙厚重的艺术特色。  

       明代中叶，印章已发展为独特的篆刻艺术。它从实用品、书画艺术的附属品，而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。篆刻一词原为比喻书写和精心为文的意思，“篆谓篆书，刻谓雕刻文章也”，汉扬雄《法言》一书中也说“童子雕虫篆刻”，“壮夫不为也”，也是指作辞赋时苦心孤诣地雕章琢句，后来却成为镌刻印章这一艺术的名称。

       篆刻艺术在明清两代好手如林、派别繁多。篆刻流派一般是以篆刻家的籍贯、姓氏、师承关系及其活动区域来命名的。在明代中叶到晚清的近500年中出现了各种风格的流派，从而把中国古代篆刻艺术推向了又一繁荣时期。

       明代的文彭是书画家文徵明的长子，诗书画均传家法，尤以篆刻擅名当代，后来的篆刻家奉他为篆刻之祖。文彭对恢复汉印的传统作出了努力，他的圆珠文印，参以小篆结体，秀丽典雅，最有特色；刀法明快自如；章法安排也颇具匠心。他的以“六书为准则”的主张，至今仍是篆刻家所遵循的法则。由于文彭的倡导，篆刻艺术“一时靡漫，畅开风气”。文彭一派被称为吴门派。在吴门派中的篆刻家有归昌世、李流芳、陈万言、顾苓、顾昕等人。与文彭齐名的何震，早年师法文彭,后来转而取法秦、汉玺印,在篆刻上创造了多种的艺术形式，被誉为“法古而不泥古”的“集大成者”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何震一派被称为徽派。属于这一派的篆刻家有梁衷、吴忠、程朴、金光先、胡正言等人。明代苏宣、甘□、朱简、汪关等人也都能各树一帜，自创新派。

清代篆刻       清代金石学盛行,以及历代金石文物的大量出土,不少学者致力于这些文物和古代文字的搜集、研究、著述和流播，因而扩大了篆刻家的视野。清代篆刻流派之多也为前所未有。清代初期以程邃最为出色，他的篆刻能“力变文（彭）、何（震）旧习”，富有创造性。他的白文印师法汉印，厚重凝练；朱文印喜用大篆，离奇错落，奠定了皖派的基础。

       清代中叶篆刻艺术进入了兴盛时期，高凤翰、汪士慎、巴慰祖、董洵、胡唐等人的篆刻都能自出新意和富有个性。其中影响最大，成就最高当属丁敬和邓石如。丁敬的篆刻直接取法明人，主要是朱简，又以汉印为宗，但他不以膺古为目的，而是从多方面汲取营养，来孕育变化，借古开今，成为浙派的开创者。这一流派又经后继者蒋仁、黄易、奚冈、陈豫钟、陈鸿寿、赵之琛、钱松等8人的继承和发扬,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篆刻流派。这 8位篆刻家也称为西泠八家。其中的钱松能突破浙派藩篱，章法时出新意，刀法切中带削，富有立体感，成就最大。自丁敬之后，在篆刻艺术发展史上，邓石如是一个开拓者，兼善真、草、隶、篆四体书。他的篆刻，早期师法徽派,又受程邃的影响,初以小篆入印，后又参以石鼓文、汉碑篆额等笔意，为印外求印开拓了新的途径。因邓石如是安徽人，故他的篆刻被称为皖派，又称邓派。

       清代末叶的许多篆刻家都受其影响，如吴熙载、徐三庚、黄士陵等。其中最能传邓派衣钵的是吴熙载，他的篆刻，刀法使转生动自如，充分表现出笔意，有运刀如笔的熟练技巧；他的印婀娜多姿。后来许多学邓石如的人，都先从吴熙载的篆刻入手。晚清的篆刻大都笼罩在浙、皖两派之内，毫无新意。另外像翁大年、王石经、胥伦等人的篆刻，虽然功力很深，但一味追踪秦、汉，终嫌缺少创造性。只是赵之谦、胡□、吴昌硕、黄士陵这几位才华横溢的篆刻家，以高度的创造性使清末的印坛又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。

       赵之谦，书画造诣精深，篆刻曾出入浙皖两派。他不仅借鉴秦、汉玺印，又以碑刻文字入印，形成了他篆刻的多种风貌。他的白文印端庄，朱文印秀丽多姿，能在刀石之间流露出笔墨情趣。他刻的边款也别具一格，突破了前人窠臼，终于建树了赵派的地位。吴昌硕是清末艺坛的巨擘，他对诗书画印都有精深的造诣。其篆刻从浙皖两派诸家入手,也曾取法邓石如、吴熙载,后又致力秦汉玺印、封泥、古陶文，把石鼓文的笔意风采融入印中。他擅长钝刀硬入，刀法冲切兼用。在他的篆刻中，寓秀丽的意趣于苍劲古朴之中，被后人尊为吴派，对国内和日本的印坛都有极大的影响。这一流派的传人很多，其中赵石、陈师曾为佼佼者。

       黄士陵篆刻初学吴熙载，后转攻秦、汉玺印，尤喜用金文入印;章法处理颇具匠心,离奇错落，很有趣味；刀法也刚健雄奇，刻印往往不加修饰，也不主张残破。他的篆刻平正朴实,寓拙于巧,在清末印坛中异军突起。由于他客居广州最久，对岭南篆刻家影响最大，有人把黄士陵的篆刻名为黟山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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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现代的篆刻家在继续开创篆刻流派艺术的发展道路，借鉴民族的优秀艺术传统，突破秦、汉玺印和明、清流派篆刻的规范，勇于革新，不断探索，揭开了现代篆刻艺术新的一页。现代有成就的篆刻家有丁仁、王□、易熹、王大昕、乔曾劬、钱瘦铁、赵叔孺、陈半丁、寿石工、来楚生、傅抱石等，而以齐白石影响最大。他的篆刻初学丁敬和黄易，进而又追摹赵之谦和汉凿印。他还把《祀三公山碑》、《天发神谶碑》等汉、魏碑刻书法，融化到他的篆刻中去。他以简练的单刀法和汉代《急就章》的神韵，创造出奇恣跌宕、淋漓雄健的齐派风格。